杂念

漫无目的地打开手机，屏幕上形容孤独的梵高倚着没有条理的蓝色背景，无端的满足感一瞬间流淌过来。最近的生活没有头绪，被杂事和杂念牵着走，仿佛一只踩着单轮的狗熊，左顾右盼，停不下来。

一年多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了。其间断断续续写了几个草稿，却总也理不清自己想说什么，笔力太重、心气太浮，最后只剩一地鸡毛，狠狠删掉。前两天朋友问我向往从事什么职业，“比较靠谱的那种”，我说要么当个东拉西扯的专栏作家，要么去给奢侈品牌做战略顾问。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回答算不算靠谱，又或者这样的衡量有没有意义，我一直怀疑，生活本身它就是最不靠谱的。

刚过去的几个月频繁参加舞蹈比赛，Facebook上被别人转贴很多照片：黄皮肤、白衬衫、黑领带、背后的号码牌，还有皱起眉头僵硬的笑。偶而一枚爽快的大笑，瞬间又找不着眼睛。这画面让我想起我妈，从小她教给我追求体面的那份执著，也同时烙下一对不留痕迹的眼睛。去年她来看我的舞台演出，鼓完掌收起脸说“你动作这么不协调，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去表演呢”。我明白这不是个问句，没必要接话。说到底，自己就是在这种吊诡的语境中长大的。

平日练舞的同伴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美国人。他们互相的嬉笑打闹我往往只听个半懂。有时也会赌气地想，等你们将来去了中国，我们也使劲嬉笑打闹让你们听个半懂。转眼又嘲笑自己的幼稚，即使这些金头发去到中国，他们照样自在地使用母语，结巴的那个仍然是我。

今年开始，《经济学人》杂志每期新辟了关于中国的专题板块。农民工、十八大、林来疯，中国面孔像塔罗牌般被一张张掀开，传说中的中国模式也一层层地抹去粉底，最终你沮丧地发现它根本就是别人的脸。《经济学人》是靠输出观点卖钱的，有观点的杂志总是让人既兴奋又警惕，比电视上从良之前的《非诚勿扰》还要刺激。

昨天翻查邮件的时候看到一个老朋友转发的文章，拟的标题是“你喜欢的武康路”。武康路是上海的一条小马路，凭着历史渊源、贵人加持、百年梧桐，以气质胜出。你要追问证据，便有那“永不拓宽”的白纸黑字。可是后来读到“市政府重点推出的旅游景点”，不由地一身冷汗。略数当年头牌的青楼女子，慕名而来的嫖客，有哪个怜香惜玉的。

莫里哀说，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她。即使他是个法国人，我也相信这话是真的。

坐在办公室里，我看着眼前更加忙碌的几个月，只希望春天真的会来到。这不是什么该死的隐喻，我说的就是那个温暖烂漫、四面花开、大声唱歌的春天。去年的芝加哥，四月雨没有捎来传说中的五月花，漫长的寒冷、阴郁过后，整个城市狂奔着扑进了夏天。这样有意思吗？

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陈文茜不要在她的节目里浓墨重彩讲气候了。不是说要她闭嘴，只希望该知道这些事的路人甲们能开始自食其力，不再撅着屁股嗷嗷待哺了。
#

星巴克随想

22路同77路电车交汇的那个角落，端坐着半宽不窄的一间星巴克，这大概是周边唯一不打烊的店铺。

眼下这季节，无边无际的雪片放肆地遮住了一切。穿过视线里似有若无的缝隙，有时你恍惚看到一些马戏团里戏虐般的角色，像是骄横跋扈的国王、风韵犹存的妓女、形容苍白的诗人、满目狰狞的恶棍……在霓虹灯的光晕下绕着无解的圆圈。

这是一片复杂的街区，每个毛孔都滋生着光怪陆离的故事。

马戏团的剧本里，国王一时冲动睡了恶棍，然后一袭堂皇去向妓女祷告，他以为一切就这样过去，像之前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可是这一次，他怎么知道，自己会被角落里某个怒不可赦的诗人刺穿胸膛。

后来一番起承转合，妓女当上了国王，诗人气不过，把笔一扔成了恶棍。

要不然，也或许是诗人当上国王，恶棍自知不妙，收拾收拾成了妓女……

无论怎样的结局，一样的鸡零狗碎。最后你揉揉眼睛幡然醒悟，那霓虹灯下只是一滩了无生气的弃雪，弃雪跟前只有瑟瑟发抖自己的影子，没有国，没有王，没有那些起承转合。

最初的想象被现实掏空，便只剩下颓废的讪笑。

凌晨3、4点，落地玻璃的这一边依然坐满了人。我同身边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没头没尾地聊着，手里的拿铁续满了水，已经尝不出一丝苦味。他给我讲弗洛伊德，讲外交协会，讲他的偶像山姆.沃尔顿。

风不断吹进屋子，裹满一身的香味，又很快上路了。他滔滔不绝地讲，我睁大眼睛，费力地跟上节奏。

后来他抨击普通美国人对中产阶级的谜思时，流露出那种超越年龄的虚无，倒让我想起先前同朋友的另一席话。

那次我抱怨说我们的媒体总拿意识形态说话，关键时刻每每只字不漏。他说都一样，他们的媒体只对商业利益负责，进退之间永远分毫不差。我说那你们还有选票，庄严的一票，可以用来表达个人主张。他说庄严是挺庄严，可惜选谁都一样，代理人换了个遍，老板还是那一桌。

在这种气氛下，一切都沦为阴谋，差别只在于谁谋了谁。

几个世代以来，美国人持之以恒向外输出的除了战争，最紧俏的当数自由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标签。飘洋过海后，这些舶来品同本土价值观的冲突，帮助当地的年轻人开阔眼界、独立思考，但同时也让他们变得敏感、脆弱、偏激、多疑。

年轻人不习惯这些字眼，于是好事者搬出古老的诅咒吓唬他们，说多疑催人老、人老更多疑。意思是说要淡定，要优雅，不要瞎胡闹。

这话一点没错，既劝世又朴实。

我倒不是非得抬杠，只是想补充说，我们前仆后继掷地有声地来到这个世上，并非所有人都是来躲避角落里妖魔鬼怪的诅咒的。总有那么些人抱着滑稽的剧本大笑，捧着绵软的细雪大哭，指着卑劣的嘴脸大骂。

然后睡去。

然后醒来，或者也没有再醒来。这些个破事想想就很给力。
#

七月

宽敞的密歇根大道上乌云密布。不远处的街心花园飘出爵士乐队的演奏声，被风吹得似有若无。一辆黑色的轿车划过马路中央，轿车里的男子探出脑袋和双手，兴奋地喊叫着、挥舞着。加泰罗尼亚人这一刻千言万语也道不尽的国旗，遮住了他的脸庞。

乌云胀破肚皮，终究化作了雨。那些为世界杯神魂颠倒的日子，碎成满地尘埃，被雨冲走。大多数的人既没发疯，也没发财，肾上腺素一阵狂飙后，生活还是那副模样。

于我而言，生活的下一个副标题是搬家。

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远。一流的湖景，安逸的街区，雅致的餐馆，肃穆的教堂。口耳相传之下，被认定是富人区。 只是凭我的阅历，还没学会从这平静的生活中提炼情趣，所以难免留恋满目的幻景。

上周出门瞎逛。不知深处的街道，走到尽头，竟是一个弧形的人行道。人行道很短，它的另一边交叉着一个微型的花园、一条静谧的窄街、和一排自成格调的餐厅。

这原本寻常的景致，却把我带入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欣喜和沉醉。于是那弧形和三角形的交错，被当作艺术未死的又一证据。

打算搬去的地方，在芝加哥北面。风格迥异的小公寓布局紧凑，间或嵌着些酒吧和精品店。而在转角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一个表情冷漠的雕像。

上个月断断续续看完几部韩剧，当下竟觉爱情是生活的氧气，婚姻是爱情的归宿，事后吓了一跳。

爱情变成氧气后，是很容易窒息的。记得以前有一次人来疯，耳机里不断播放D.T.的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左手提着啤酒，右手握着冰棍，一口不停地游走在上海的某个夜晚。每次播到那段说唱的台词，我告诉自己，等到一字不差全背下来，就可以回家了。

如果非要作个比喻，我宁愿说，它更像是你喝冰水的时候，洒下去的柠檬汁。

周末又看非诚勿扰，嘉宾不再语出惊人，据说这是观众的胜利。这个社会在告诉你某某主义好的时候，它可能习惯于宏大叙事；而在面对拜金、造假、色情这种具体问题时，它一般抓几个典型，大家也就不作深究了。

媒体的挞伐我大抵认同，唯一的例外是把爱情拿出来说事。相亲节目的宗旨很明确：婚姻。然而婚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不是为爱情所设的，只是千百年的传统习俗把它们硬绑在一起。媒体强调传统无可厚非，可是落在这种语境下，万一你需要的只是婚姻，会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万一你需要的只是爱情，又觉得这事很可悲。

话说回来，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妈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说是家里太闷，要出去走走。她刚一走，上海的梅雨季就此打住，活像小时候顽皮的我。

数字的和模拟的

年初，专栏作家弗里曼在台北宣传他的新书时，再次用他那耍宝般的黑色幽默祭出一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观点。

时值哥本哈根大会刚闭幕，于是矛头直指绿色革命：

“你曾经参与过没人受伤的革命吗？是的，这就是正在美国进行的绿色革命，每个人都成了赢家……你要问，埃克森美孚也算吗？当然算了，每个人都是绿色的，每个人都是赢家……可是朋友，这不是革命，这是派对。我们拥有的只是一场绿色派对而已。”

然后他提到了年轻的学生们：

“我们生活在数字化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政客仍然是模拟的。当有人要为企业喉舌的时候，石油公司、能源说客全到齐了，他们坐在参议院的协商室里角力争论，往信封里大把塞钱。可是我们的学生们呢，他们在哪儿呢？……哦，原来他们在玩Facebook，他们正忙着互相传简讯……你以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呢，谁会赢呢？……有人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政治人物；我说不，我们需要更好的公民。他们得了解游戏规则，知道赢的手段在哪儿。”

妙语连珠，掌声雷动。不难理解，站在弗爷爷的立场上，他需要把话说得耸动。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所说的一切近乎事实。

即使是在他所盛赞的中国，这个被认为在这场变革中走在世界前端的国家，情形却并不比他口中“值得惭愧”的美利坚乐观多少。我们当然对政府的战略部署和行政效率感到由衷自豪，对那些鼓舞人心的数字成果感到难以置信地鼓舞人心，对那些精心策划的专题报道感到它怎么能不得奖。只是我觉得这无异于把大大小小的红头文件刷成了绿色而已，同政府形象、GDP的短期预期休戚相关，却同所谓的绿色革命、或其仰赖的公民意识扯不上关系。

“革命”两个字曾经让鲁迅笔下的阿Q血脉贲张、浮想联翩，相比之下，一百年后的我们要平静得多。只要提着林志玲们设计的环保手袋，或者在花团锦簇的研讨会里打个盹，那就是参加革命了。阻力？哪有什么阻力，一抬头只见政府、企业、专家、明星，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嘴出嘴，身体力行，共襄盛举。风险？哪有什么风险，一低头只见两万亿美金在脚底下牢牢垫着，又厚又软，摔下去还能再弹起来。这是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跟弗氏口中的派对并无二致。

而说起年轻人，众所周知，年轻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可是比起弗里曼口中少不更事的学生们，我们这儿的Facebook还“非死不可”呢，我们这儿的简讯还敏感词呢。于是浑身的力气只能用来日复一日不断造“门”，把我们散落人间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个个捧红喂饱。故纸堆中阿Q所承载的那种文学冲动和历史钩沉曾经再怎么轰轰烈烈，也早已与时俱进地迈向我们的视线之外，被迫“大隐隐于市”了。

至于搞不清状况的人仍然要问，眼下这绿色革命到底是在革谁的命？我在想，万一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其实是很危险的。正如门肯所说，“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洁明了、让人满意，却是错误的答案”，更何况是这种惊险的问题。而反之要面不改色地剥开一个复杂甚至吊诡的答案，却需要足够的勇气、智商和运气，可惜这些只落在一小撮人头上，像是弗里曼或者韩寒。

五十年前就有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所以对于那些还没从“你们”变成“我们”，而且猎奇心大于勇气加智商加运气之和的人，去逛逛世博会科普一下自己就行了，千万别想多了折腾自己。反正等到“归根结底”那天你们签收这个世界的时候，该知道的就会知道了。

再访三藩

09年的感恩节去了三藩避寒， 临走那天，风城的气温骤降至零下。本来“避寒”一说只不过是惮于守望的内心托辞，如此一来倒也成了事实。

三年前第一次去加州，出于莫名的兴奋，一路上条件反射般不停地摆换pose，留下一大堆面目不清的相片。三年后不同的季节，再次触摸那些场景，倒是一个转身走向反面，故作深沉地想起些别的。

你看那黄昏时的金门大桥，橙色的线条光影斑驳。如果我是它，该如何分辨那其中，哪分是落日的余晕，哪分是自己。

还有那潮汐间的渔人码头，白天的喧闹络绎不绝。一哄而散后，它是否惦记人群里，哪些是自己的孩子，哪些是过客。

这些零碎的幕景交织在一起。拌着行将消逝的类青春的喘息，迎着扑面而来的生涩的文艺腔，同那些面目不清的相片交织在一起。撇开那里面岁月的痕迹，发现自己只是带着满足的微笑，从一种自恋走向另一种自恋。于是所谓的“转身”，到头来只不过是变相的停留，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多数人的前半生都是注定平庸却又心有不甘的，剥开外面一重重的情感道具，里面填满了这些手舞足蹈的肆意撒娇，以及事后矫枉过正的粗糙凭吊。相形之下，那些被暧昧的对象却显得微不足道，往往只是旧城一隅，几瓣玫瑰，甚至寥寥数语，刚爬出前人的故纸堆，便与我们撞个满怀。

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于美的留恋，和对时间的感性实践。遗憾的是，面对日复一日身不由己的忙碌和周旋，这一切我们最终无暇顾及，悄无声息地扔进时间的垃圾桶里。虽然多年以后，你我那些据说珍贵的回忆，正是因为由这些碎片所串起，才会在突然亮相的那一刻，让你惊觉历历在目，以致于泪流满面。然而多年以后，你的那个时间的垃圾桶，真不知道它还在不在那儿，漏不漏，归不归你。

三藩市又叫旧金山，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满山的金子。后来美国人扛着铁锹蜂拥而来，没过多久，满山的金子也就随着欲望四散而去，留下这座崎岖的城市。漫步在这里高低起伏的街道，让我想起香港、重庆，或者别人口中的青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城市，上坡时望着天，下坡时看着海，走累了的时候，你循着笑声和香味而去，便会消失在数不尽的万家灯火中。

后来我大概也想起了上海，想起曾经站在外滩的四川路桥上踮着脚尖朝北眺望时，产生过的相似错觉。可还没来得及站稳，你已然明白那只是错觉。

Your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

深更半夜从跨年聚会的现场往家赶，计程车坐了一半才发现，身上带的钱好像不够，顿时不安起来。

眼看码表就要跳到6块钱的时候，离我家大概还有半英里。我连忙让司机停下，如实告诉他我身上只有6块钱。

“再往前开我就不够付了，本来还应该给你一些小费的。今天可是元旦啊”。

我的潜台词是，现在可是元旦的凌晨，而你还得出来养家糊口。当然，后半句是不会说出口的。

“哦不打紧，晚上走路又冷又不安全”，他半转过身来对我说，“你的命比钱重要”。

黑人司机脱口而出的这几个字，在我当下听来真他妈比四个小时前的跨年焰火还伟大。

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也有没说出口的后半句。当然，我是事后才琢磨这些的。

“新年快乐”。这是我下车时唯一想到的一句话。

悄悄地远离理想

中秋节前的一通电话，父亲让我多拍一些学校和住家附近的照片给他，我知道他是想我了。

人们在心生愠怒却又得不到发泄时，往往会被动地迁怒于别人；用同样的逻辑来看，父亲的这种情况应该称作“迁思”。我猜这是种常见的心理，稍有阅历的人都会经历，照理不值一提。然而作为当事的另一方，如果你丝毫不察，或者察了也不待见，潇洒得就像在镜子前掸去身上的灰尘，我敢打赌你迟早会付出代价的。

为人父母对于孩子的期许，如果做不到触手可及，那起码要让它悬在高处，一抬头就能看到。对于出国读书这件事，父母从来都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不会向我质询什么，我很感激，但我觉得自己心里得有分寸。一些重要的思想蜕变，几个关键的时间切片，时常回顾一下，都会帮助我理清思路，说不定将来还能搬进回忆录里。

从小到大常写回顾，每每以“时间过得飞快”起笔。尽管后面的内容多半不堪，可唯独这第一句迫不及待地道出了真相。我们从来就赶不上时间，每次都被它远远地抛在后面，直到连背影都看不见时，只能坐在地上大哭。于是平凡如我，就在这一出出重复上演的闹剧中，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感性判断，剩下的只是何时何地何故，自己做了什么。

为了重拾一些感性的记忆，我打算从理想说起。

二十年前的某个早晨，全家难得地凑在一起，去机场为我表哥送行。那年我刚入小学，还弄不清他要去哪里、去多久，更听不懂“打工”、“留学”这些动画片里用不上的词汇，依稀记得的只是些并不起眼的画面，比如散落成堆的行李边上，人们反反复复地叮嘱后互相拥抱，抱完了突然又想起什么，坐下来继续叮嘱。

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向往是做一个警察，好像还是个交警。这想法后来经过老师的指正给改了，改成早日戴上绿领巾、争做祖国的好苗苗。

慢慢发现，后者果然更适合我。比如老师在全班面前数落我那同桌的时候，便总爱拿我来做对比，说：“你要是有人家一半的优点，我就谢天谢地了”。看着同桌沮丧的表情，我决定把自己的优点分一半给他，可仔细一想又不知该怎么给，每次都只能不了了之。为什么说这事合适呢？因为在要给不给、暗自纠结的当下，其实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黄口小儿的警察梦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如此看来，这一转身算是提前兑现了理想。

于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是没有任何理想的，除非你硬把考试拿满分、或是评个三好学生什么的都算作理想。

然而在体制内的大环境下，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教科书里崇尚的“有理想”一般都跟“有文化”、“爱祖国”、“守纪律”这些硬通货捆绑兜售，定睛一看，样样都是我的专长；而媒体上指摘的“胸无大志”又往往只是在《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之类的社会标题之后短期跟进而已，说的也不是我；更不必谈坊间那些把能考上名牌大学直接等同于“有出息”的惯性思维了。因此像我这种典型的乖乖牌，便顺理成章地被归为“很有理想”的这一类重点培养，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反倒间接错失了培养理想的先机。

这话听着别扭，甚至可疑，颇有推卸责任之嫌，我承认。但即使是推卸责任，我也希望它能透露些许的建设性。我坚持认为，事情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总是乐此不疲地强调客体和结果，而有意地去忽略主体的感受。比如“谁谁谁需要你做什么，做了你就有理想了”、“你不可以做什么，那叫没理想”、“谁谁谁做了什么，你得像他一样有理想”，就是不来问问“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当时的我哪里会懂，如同道德或者爱国那样，理想也早已不可避免地沦为廉价的寻租工具。

直到本科生涯进入最后一年，在被毕业前的迷茫夹在十字路口进退失据时，我才不得不开始拷问自己：我到底想做什么。四年后，当我坐在西北大学的图书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检视当年自己不知深浅的回答，仍然觉得靠谱。当时我对自己说：“我想不出答案，得出去多看看，才能做决定”。

命题作文：巴塞罗那

今天收到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正面是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同隔壁的亚得里亚海近来一年一度的舌吻表演，背面是一小段黑色墨迹的肺腑劝言配上喜达屋酒店集团血红而尽显尊贵的印章。肺腑劝言的结论是：城里，海面上弥漫着恋人的气息，所以没事一定不要一个人来。

我马上联想到两年前趴在巴塞罗那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给朋友们写明信片的场景。晚上八点多的太阳照在街头乐手的小提琴上，让他看上去像是在给上帝独奏。既然我也蹭着听了，于是为了避免被认为光吃不做，写完明信片我连忙开始抬笔赞美起我脚下的土地，还请来上帝做特邀嘉宾。可是才刚写完海滩的那部分，稿子就搁浅了，我记得是忙着摆pose自拍去了。后来倒是有几次想拾起来继续写，但是怎么看怎么像文艺少年参加作文比赛时过度卖力的作品。尝试了几次，发现实在很难去模仿那时的自己，那就算了吧，趁这个机会直接扔在这里好了，算是对两年前的上帝有个交待，也顺便显摆一下自己一贯的把情调拿来当鱼干晒的本领。

————————————

命题作文：巴塞罗那

当初，事情的起因也许是这样的。

神说，要有光，这世界便有了光；神说，要有人，这世界便有了人；神又说，要有水和土，这世界便有了水和土。后来，神便索性丢出一叠不知哪里弄来的明信片，说，反正这上面画的，都要有。

于是便都有了，一模一样，在那地中之海的西岸。

如此轻薄的开篇，显然是仗着一份不被谴责的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算是说出了神的心思。可不是么，巴塞罗那。

我总好奇城市的尽头通常是什么。如果是墙，一定是无奈的；如果是另一座城市，就会惬意得多；而如果是海，可以让人肆意地追逐和想象，那它就极有可能出现在神的那叠明信片里了。巴塞罗那的街道纵横阡陌，但无论是哪一条，只要它够长，通向城南的尽头，就一定会伸到地中海的肚子里。

刚刚还在午后洒满阳光的巷子里兜得晕头转向，猛一抬头，一整条的蔚蓝便毫无征兆地扑面而来。看到这开阔、神秘、令人陶醉的蓝，闻着这略带咸味的阵阵清凉，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于是渐渐地，那蔚蓝蔓延成了一整块、一整片，然后就满眼都是了。顿时发现，脚下早已浸满了温热绵软的细沙，碍事的鞋袜散落身后，裤脚被高高卷起，心情也不知何故high到了极点。这一切就像被施了魔咒一般，稍一恍惚就不记得来时的路了。

这巴塞城里的人自然不会像我这么土，标准的配置是背心、沙滩裤、凉拖和墨镜，再备上一条毯子、一瓶防晒乳，就足以兑换一下午的太阳了。放眼望去，此起彼伏的赤裸毫不掩饰，那些沉迷、游离、或是酣睡的身形，就像一具具优雅的尸体，仿佛只要补上足够的太阳能，就会倏地一下全都活过来。这份悠然自得的神情，让我想起盛夏时节的傍晚，弄堂口横七竖八的竹椅，和竹椅上拽着蒲扇打情骂俏的男女老少，假若有人非要跳出来揶揄他们的粗鄙，就实在是自讨没趣了。相比之下，像我这样T恤牛仔全副武装的，除了土还真是找不到别的形容词了。

浅滩上盛行的游戏是板球，稍深一些的地方则是冲浪者的地盘。往远处看，依稀看到点点白色的风帆若隐若现，让人不禁捏一把汗。那再远一些呢？我也不知道，没有人关心海的另一边到底是突尼斯还是摩洛哥。管它呢，反正凭目远眺所看到的也只是无穷无尽的蓝，那就当这里是世界的尽头好了。

而最令人着迷的是，从城市的喧嚣来到这世界的尽头，需要的只不过是趿着凉拖几个懒散的转身。

入夜时分，巴塞城进入了新的一拨沸腾。这次的主角无关风月，却也着实令人欲罢不能。
#

To The Masters

毕业典礼被安排在一座历久弥新的体育场里

两侧高耸的堡楼把它搞得像哈利波特里魁地奇比赛的现场

半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这里捧着爆米花席地而坐，不分敌我地鼓掌叫好

那次的结果主队输得很惨，散场时空气里冷得只剩我们的打闹揶揄

半年后我捧着同样大小的爆米花，朝着台上的他们欢送志愿军般地挥手相望

这次他们一个个正襟危坐、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刻，天气却闷热得让人坐立不安

我看到盛装打扮的耄耋老人拄着拐杖拼命地睁大眼睛

专注的表情像是回到80年前聆听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我看到Wynton Marsalis只读了发言稿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然后就扔到一边操起了吉他，一曲沁人心脾的爵士乐，把角落里校长的老婆都挠得摇摆起来

我还看到戴着硕士帽的我的朋友们

嘲笑他们脑袋大过帽沿、帽穗摆错方向却还假装优雅的滑稽模样

当下想要抓拍却离得太远，照片里挤着数百个假装优雅的模样，也不知他们躲在哪里

后来一阵沉闷的雷声接踵而至，所有人还没来得及舒一口气，便发觉事情不妙

一时间，骤降的暴雨把台上几千件紫色的长袍淋得一尘不染

一段即将完结的历程就这样给他们献上了最后的加冕

真他妈过瘾得令人措手不及 

告别派对被安排在法国佬们久经考验的宅子里

一年来这个地方不仅是我们一小撮人的重要据点，更是远近闻名的派对阵地

扎堆看超级碗，考完试群体发泄，抑或庆祝什么人“再一次告别那些懵懂的青葱岁月”

起初还需要拍拍脑袋想个靠谱的标题才有下文

口耳相传之下，到后来索性“无题”也照样红火

于是我们差点以为这会是啤酒泡沫般不可收拾的一番局面

而眼下如期而至的告别派对让那份伪恶的担忧戛然而止

当一整瓶廉价的香槟像洗车一样喷在他们惊喜到扭曲的脸庞上时

我们告别了他们的惊喜

当”Stairways to Heaven”的调子借由吉他和长笛爬进他们陶醉到迷离的眼神里时

我们告别了他们的陶醉

……

后来连这些鸡零狗碎的扭曲和迷离也随着最后的几瓶烈酒被大口吞下时

房间里原先出口成脏的那些豪言壮语竟也开始变得语焉不详

只记得他们的女朋友们在卡片上写

Congratulations to Alexis, David, Hermann & Jean, Our “Masters”

写完才发现只准备了这么一张卡片，也不知该给其中哪个Master

#

节日快乐

几年前刊登在《读者》上的一篇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乍临人世，你在哭，爱你的人在笑；生命终结，你在笑，爱你的人在哭。”

我决定厚着脸皮加一句：“这一哭一笑间，便是那些女人教给我们的一辈子。”

趁我们已经不哭了、却还没敢笑，赶紧祝她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