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闲言碎语

漫无目的地打开手机，屏幕上形容孤独的梵高倚着没有条理的蓝色背景，无端的满足感一瞬间流淌过来。最近的生活没有头绪，被杂事和杂念牵着走，仿佛一只踩着单轮的狗熊，左顾右盼，停不下来。 一年多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了。其间断断续续写了几个草稿，却总也理不清自己想说什么，笔力太重、心气太浮，最后只剩一地鸡毛，狠狠删掉。前两天朋友问我向往从事什么职业，“比较靠谱的那种”，我说要么当个东拉西扯的专栏作家，要么去给奢侈品牌做战略顾问。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回答算不算靠谱，又或者这样的衡量有没有意义，我一直怀疑，生活本身它就是最不靠谱的。 刚过去的几个月频繁参加舞蹈比赛，Facebook上被别人转贴很多照片：黄皮肤、白衬衫、黑领带、背后的号码牌，还有皱起眉头僵硬的笑。偶而一枚爽快的大笑，瞬间又找不着眼睛。这画面让我想起我妈，从小她教给我追求体面的那份执著，也同时烙下一对不留痕迹的眼睛。去年她来看我的舞台演出，鼓完掌收起脸说“你动作这么不协调，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去表演呢”。我明白这不是个问句，没必要接话。说到底，自己就是在这种吊诡的语境中长大的。 平日练舞的同伴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美国人。他们互相的嬉笑打闹我往往只听个半懂。有时也会赌气地想，等你们将来去了中国，我们也使劲嬉笑打闹让你们听个半懂。转眼又嘲笑自己的幼稚，即使这些金头发去到中国，他们照样自在地使用母语，结巴的那个仍然是我。 今年开始，《经济学人》杂志每期新辟了关于中国的专题板块。农民工、十八大、林来疯，中国面孔像塔罗牌般被一张张掀开，传说中的中国模式也一层层地抹去粉底，最终你沮丧地发现它根本就是别人的脸。《经济学人》是靠输出观点卖钱的，有观点的杂志总是让人既兴奋又警惕，比电视上从良之前的《非诚勿扰》还要刺激。 昨天翻查邮件的时候看到一个老朋友转发的文章，拟的标题是“你喜欢的武康路”。武康路是上海的一条小马路，凭着历史渊源、贵人加持、百年梧桐，以气质胜出。你要追问证据，便有那“永不拓宽”的白纸黑字。可是后来读到“市政府重点推出的旅游景点”，不由地一身冷汗。略数当年头牌的青楼女子，慕名而来的嫖客，有哪个怜香惜玉的。 莫里哀说，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她。即使他是个法国人，我也相信这话是真的。 坐在办公室里，我看着眼前更加忙碌的几个月，只希望春天真的会来到。这不是什么该死的隐喻，我说的就是那个温暖烂漫、四面花开、大声唱歌的春天。去年的芝加哥，四月雨没有捎来传说中的五月花，漫长的寒冷、阴郁过后，整个城市狂奔着扑进了夏天。这样有意思吗？ 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陈文茜不要在她的节目里浓墨重彩讲气候了。不是说要她闭嘴，只希望该知道这些事的路人甲们能开始自食其力，不再撅着屁股嗷嗷待哺了。 #

22路同77路电车交汇的那个角落，端坐着半宽不窄的一间星巴克，这大概是周边唯一不打烊的店铺。 眼下这季节，无边无际的雪片放肆地遮住了一切。穿过视线里似有若无的缝隙，有时你恍惚看到一些马戏团里戏虐般的角色，像是骄横跋扈的国王、风韵犹存的妓女、形容苍白的诗人、满目狰狞的恶棍……在霓虹灯的光晕下绕着无解的圆圈。 这是一片复杂的街区，每个毛孔都滋生着光怪陆离的故事。 马戏团的剧本里，国王一时冲动睡了恶棍，然后一袭堂皇去向妓女祷告，他以为一切就这样过去，像之前所有别的事情一样。可是这一次，他怎么知道，自己会被角落里某个怒不可赦的诗人刺穿胸膛。 后来一番起承转合，妓女当上了国王，诗人气不过，把笔一扔成了恶棍。 要不然，也或许是诗人当上国王，恶棍自知不妙，收拾收拾成了妓女…… 无论怎样的结局，一样的鸡零狗碎。最后你揉揉眼睛幡然醒悟，那霓虹灯下只是一滩了无生气的弃雪，弃雪跟前只有瑟瑟发抖自己的影子，没有国，没有王，没有那些起承转合。 最初的想象被现实掏空，便只剩下颓废的讪笑。 凌晨3、4点，落地玻璃的这一边依然坐满了人。我同身边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没头没尾地聊着，手里的拿铁续满了水，已经尝不出一丝苦味。他给我讲弗洛伊德，讲外交协会，讲他的偶像山姆.沃尔顿。 风不断吹进屋子，裹满一身的香味，又很快上路了。他滔滔不绝地讲，我睁大眼睛，费力地跟上节奏。 后来他抨击普通美国人对中产阶级的谜思时，流露出那种超越年龄的虚无，倒让我想起先前同朋友的另一席话。 那次我抱怨说我们的媒体总拿意识形态说话，关键时刻每每只字不漏。他说都一样，他们的媒体只对商业利益负责，进退之间永远分毫不差。我说那你们还有选票，庄严的一票，可以用来表达个人主张。他说庄严是挺庄严，可惜选谁都一样，代理人换了个遍，老板还是那一桌。 在这种气氛下，一切都沦为阴谋，差别只在于谁谋了谁。 几个世代以来，美国人持之以恒向外输出的除了战争，最紧俏的当数自由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标签。飘洋过海后，这些舶来品同本土价值观的冲突，帮助当地的年轻人开阔眼界、独立思考，但同时也让他们变得敏感、脆弱、偏激、多疑。 年轻人不习惯这些字眼，于是好事者搬出古老的诅咒吓唬他们，说多疑催人老、人老更多疑。意思是说要淡定，要优雅，不要瞎胡闹。 这话一点没错，既劝世又朴实。 我倒不是非得抬杠，只是想补充说，我们前仆后继掷地有声地来到这个世上，并非所有人都是来躲避角落里妖魔鬼怪的诅咒的。总有那么些人抱着滑稽的剧本大笑，捧着绵软的细雪大哭，指着卑劣的嘴脸大骂。 然后睡去。 然后醒来，或者也没有再醒来。这些个破事想想就很给力。 #

宽敞的密歇根大道上乌云密布。不远处的街心花园飘出爵士乐队的演奏声，被风吹得似有若无。一辆黑色的轿车划过马路中央，轿车里的男子探出脑袋和双手，兴奋地喊叫着、挥舞着。加泰罗尼亚人这一刻千言万语也道不尽的国旗，遮住了他的脸庞。 乌云胀破肚皮，终究化作了雨。那些为世界杯神魂颠倒的日子，碎成满地尘埃，被雨冲走。大多数的人既没发疯，也没发财，肾上腺素一阵狂飙后，生活还是那副模样。 于我而言，生活的下一个副标题是搬家。 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远。一流的湖景，安逸的街区，雅致的餐馆，肃穆的教堂。口耳相传之下，被认定是富人区。 只是凭我的阅历，还没学会从这平静的生活中提炼情趣，所以难免留恋满目的幻景。 上周出门瞎逛。不知深处的街道，走到尽头，竟是一个弧形的人行道。人行道很短，它的另一边交叉着一个微型的花园、一条静谧的窄街、和一排自成格调的餐厅。 这原本寻常的景致，却把我带入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欣喜和沉醉。于是那弧形和三角形的交错，被当作艺术未死的又一证据。 打算搬去的地方，在芝加哥北面。风格迥异的小公寓布局紧凑，间或嵌着些酒吧和精品店。而在转角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一个表情冷漠的雕像。 上个月断断续续看完几部韩剧，当下竟觉爱情是生活的氧气，婚姻是爱情的归宿，事后吓了一跳。 爱情变成氧气后，是很容易窒息的。记得以前有一次人来疯，耳机里不断播放D.T.的今天你要嫁给我。然后左手提着啤酒，右手握着冰棍，一口不停地游走在上海的某个夜晚。每次播到那段说唱的台词，我告诉自己，等到一字不差全背下来，就可以回家了。 如果非要作个比喻，我宁愿说，它更像是你喝冰水的时候，洒下去的柠檬汁。 周末又看非诚勿扰，嘉宾不再语出惊人，据说这是观众的胜利。这个社会在告诉你某某主义好的时候，它可能习惯于宏大叙事；而在面对拜金、造假、色情这种具体问题时，它一般抓几个典型，大家也就不作深究了。 媒体的挞伐我大抵认同，唯一的例外是把爱情拿出来说事。相亲节目的宗旨很明确：婚姻。然而婚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本身不是为爱情所设的，只是千百年的传统习俗把它们硬绑在一起。媒体强调传统无可厚非，可是落在这种语境下，万一你需要的只是婚姻，会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万一你需要的只是爱情，又觉得这事很可悲。 话说回来，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妈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说是家里太闷，要出去走走。她刚一走，上海的梅雨季就此打住，活像小时候顽皮的我。

年初，专栏作家弗里曼在台北宣传他的新书时，再次用他那耍宝般的黑色幽默祭出一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观点。 时值哥本哈根大会刚闭幕，于是矛头直指绿色革命： “你曾经参与过没人受伤的革命吗？是的，这就是正在美国进行的绿色革命，每个人都成了赢家……你要问，埃克森美孚也算吗？当然算了，每个人都是绿色的，每个人都是赢家……可是朋友，这不是革命，这是派对。我们拥有的只是一场绿色派对而已。” 然后他提到了年轻的学生们： “我们生活在数字化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政客仍然是模拟的。当有人要为企业喉舌的时候，石油公司、能源说客全到齐了，他们坐在参议院的协商室里角力争论，往信封里大把塞钱。可是我们的学生们呢，他们在哪儿呢？……哦，原来他们在玩Facebook，他们正忙着互相传简讯……你以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呢，谁会赢呢？……有人说，我们需要更好的政治人物；我说不，我们需要更好的公民。他们得了解游戏规则，知道赢的手段在哪儿。” 妙语连珠，掌声雷动。不难理解，站在弗爷爷的立场上，他需要把话说得耸动。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所说的一切近乎事实。 即使是在他所盛赞的中国，这个被认为在这场变革中走在世界前端的国家，情形却并不比他口中“值得惭愧”的美利坚乐观多少。我们当然对政府的战略部署和行政效率感到由衷自豪，对那些鼓舞人心的数字成果感到难以置信地鼓舞人心，对那些精心策划的专题报道感到它怎么能不得奖。只是我觉得这无异于把大大小小的红头文件刷成了绿色而已，同政府形象、GDP的短期预期休戚相关，却同所谓的绿色革命、或其仰赖的公民意识扯不上关系。 “革命”两个字曾经让鲁迅笔下的阿Q血脉贲张、浮想联翩，相比之下，一百年后的我们要平静得多。只要提着林志玲们设计的环保手袋，或者在花团锦簇的研讨会里打个盹，那就是参加革命了。阻力？哪有什么阻力，一抬头只见政府、企业、专家、明星，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嘴出嘴，身体力行，共襄盛举。风险？哪有什么风险，一低头只见两万亿美金在脚底下牢牢垫着，又厚又软，摔下去还能再弹起来。这是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跟弗氏口中的派对并无二致。 而说起年轻人，众所周知，年轻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可是比起弗里曼口中少不更事的学生们，我们这儿的Facebook还“非死不可”呢，我们这儿的简讯还敏感词呢。于是浑身的力气只能用来日复一日不断造“门”，把我们散落人间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个个捧红喂饱。故纸堆中阿Q所承载的那种文学冲动和历史钩沉曾经再怎么轰轰烈烈，也早已与时俱进地迈向我们的视线之外，被迫“大隐隐于市”了。 至于搞不清状况的人仍然要问，眼下这绿色革命到底是在革谁的命？我在想，万一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其实是很危险的。正如门肯所说，“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洁明了、让人满意，却是错误的答案”，更何况是这种惊险的问题。而反之要面不改色地剥开一个复杂甚至吊诡的答案，却需要足够的勇气、智商和运气，可惜这些只落在一小撮人头上，像是弗里曼或者韩寒。 五十年前就有人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所以对于那些还没从“你们”变成“我们”，而且猎奇心大于勇气加智商加运气之和的人，去逛逛世博会科普一下自己就行了，千万别想多了折腾自己。反正等到“归根结底”那天你们签收这个世界的时候，该知道的就会知道了。

中秋节前的一通电话，父亲让我多拍一些学校和住家附近的照片给他，我知道他是想我了。 人们在心生愠怒却又得不到发泄时，往往会被动地迁怒于别人；用同样的逻辑来看，父亲的这种情况应该称作“迁思”。我猜这是种常见的心理，稍有阅历的人都会经历，照理不值一提。然而作为当事的另一方，如果你丝毫不察，或者察了也不待见，潇洒得就像在镜子前掸去身上的灰尘，我敢打赌你迟早会付出代价的。 为人父母对于孩子的期许，如果做不到触手可及，那起码要让它悬在高处，一抬头就能看到。对于出国读书这件事，父母从来都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不会向我质询什么，我很感激，但我觉得自己心里得有分寸。一些重要的思想蜕变，几个关键的时间切片，时常回顾一下，都会帮助我理清思路，说不定将来还能搬进回忆录里。 从小到大常写回顾，每每以“时间过得飞快”起笔。尽管后面的内容多半不堪，可唯独这第一句迫不及待地道出了真相。我们从来就赶不上时间，每次都被它远远地抛在后面，直到连背影都看不见时，只能坐在地上大哭。于是平凡如我，就在这一出出重复上演的闹剧中，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感性判断，剩下的只是何时何地何故，自己做了什么。 为了重拾一些感性的记忆，我打算从理想说起。 二十年前的某个早晨，全家难得地凑在一起，去机场为我表哥送行。那年我刚入小学，还弄不清他要去哪里、去多久，更听不懂“打工”、“留学”这些动画片里用不上的词汇，依稀记得的只是些并不起眼的画面，比如散落成堆的行李边上，人们反反复复地叮嘱后互相拥抱，抱完了突然又想起什么，坐下来继续叮嘱。 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向往是做一个警察，好像还是个交警。这想法后来经过老师的指正给改了，改成早日戴上绿领巾、争做祖国的好苗苗。 慢慢发现，后者果然更适合我。比如老师在全班面前数落我那同桌的时候，便总爱拿我来做对比，说：“你要是有人家一半的优点，我就谢天谢地了”。看着同桌沮丧的表情，我决定把自己的优点分一半给他，可仔细一想又不知该怎么给，每次都只能不了了之。为什么说这事合适呢？因为在要给不给、暗自纠结的当下，其实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黄口小儿的警察梦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如此看来，这一转身算是提前兑现了理想。 于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是没有任何理想的，除非你硬把考试拿满分、或是评个三好学生什么的都算作理想。 然而在体制内的大环境下，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教科书里崇尚的“有理想”一般都跟“有文化”、“爱祖国”、“守纪律”这些硬通货捆绑兜售，定睛一看，样样都是我的专长；而媒体上指摘的“胸无大志”又往往只是在《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之类的社会标题之后短期跟进而已，说的也不是我；更不必谈坊间那些把能考上名牌大学直接等同于“有出息”的惯性思维了。因此像我这种典型的乖乖牌，便顺理成章地被归为“很有理想”的这一类重点培养，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反倒间接错失了培养理想的先机。 这话听着别扭，甚至可疑，颇有推卸责任之嫌，我承认。但即使是推卸责任，我也希望它能透露些许的建设性。我坚持认为，事情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总是乐此不疲地强调客体和结果，而有意地去忽略主体的感受。比如“谁谁谁需要你做什么，做了你就有理想了”、“你不可以做什么，那叫没理想”、“谁谁谁做了什么，你得像他一样有理想”，就是不来问问“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当时的我哪里会懂，如同道德或者爱国那样，理想也早已不可避免地沦为廉价的寻租工具。 直到本科生涯进入最后一年，在被毕业前的迷茫夹在十字路口进退失据时，我才不得不开始拷问自己：我到底想做什么。四年后，当我坐在西北大学的图书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检视当年自己不知深浅的回答，仍然觉得靠谱。当时我对自己说：“我想不出答案，得出去多看看，才能做决定”。

曾经读过一本旅行杂记，《序》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人，过着平庸枯燥的生活，交着按部就班的男友。她讨厌眼下没有意义的生活，然而凭她的条件，却也无力改变。某次无意中路过一场平面策展，眼前的图景竟让她觉得醍醐灌顶。图景中的城市是巴黎。 这是个执着的女人，从此她开始学习关于巴黎的一切，错综的街区，陌生的人群，从未接触过的语言。这是个细腻的女人，她幻想自己在蒙马特的小马路里开了一家花店，花店里每天发生着新奇的故事，遭遇着有趣的人，她把这些写在网路上。那里不会有人知道，她其实从没去过巴黎。 后来也是在网上，她遇见了一个男人。他在巴黎工作过几个月，现在和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男人很怀念那段出差的日子，需要找个人同他分享对于巴黎的认识和热爱。他说，他的精神故乡在巴黎；她爱上了这句话。渐渐地，他们的谈话却变得伤感，男人说，真后悔当初没有在巴黎认识你，要不然。 几年里，他们维持着一周一次的聊天。她也仍然上着法语课，班上的同学和老师都讶异她对巴黎的认识，甚至在有机会去出差的时候，打越洋电话来向她咨询。她总能给出详细精准的建议，因为巴黎早就像一个模子一样刻在她的脑子里。 这当中她结了婚，怀了孕。申请过两次旅游签证，第一次被拒，第二次签证下来时，她即将跟着丈夫移民加拿大。走之前她去男人的公司门口等他。她看到了他，同他网上的描述一样，也同她的想象一样。有另一个女人也在等他，长相平平，却气质精干，提着价值不菲的手袋。看着他们离去，她莫名的伤心。 到最后，当她终于站在蒙马特高地，街上的一景一物竟是如此熟悉，仿佛自己的灵魂早就站在这里等她。然而，就在眼泪突然决堤的那一刻，她也终究明白，自己永远不属于这里。 想起这几段文字，是在接连看了希区柯克的短片“预兆”和韩国电影“假面”之后。那是两个好故事，超越了作为卖点的悬疑本身。这些故事的角度和高度参差不齐，像是一排畸形的轮子，有时拿来消遣一下，却把自己搞得跌跌撞撞。 有些人的生活波涛汹涌，推着他们不得不往前看。有些人的生活风平浪静，闷得他们只能四下张望。也有些人，不管是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他们都习惯闭上眼睛。没有人知道，他们凝视自己的时候，究竟瞥见了谁。

前些年有部电视剧叫《像雾像雨又像风》，上个月拿出来重温了一遍，没想到仍是一股脑的忧伤。“…… 今生的爱走远，让来世痛提前；谁丢失了时间，让梦冬眠”，斑驳的爱情，敲打着苍白的现实，一直敲，使劲地敲，便是这个调。 古老的英国童谣说，星期三的孩子满是忧伤。 曾经下意识地去想，那些凑巧赶上的孩子，他们怨恨自己吗。会不会有怎样的动机、智慧和勇气，使他们打破这番“谣”言，去爱上不同的自己。而那，会不会就是他们的爱情。想来想去，发现这不仅是个相当矫情的问题，还很容易跌进形而上的陷阱里。于是就此打住并得出结论：千万别去追问童谣的细节，它消于无形，你想不明白的。 相比之下，文艺作品中见诸于形的忧伤就要容易理解得多，哀怨的文字、凄凉的曲调、悲伤的情节，大多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骗骗人的。但我觉得只要骗得精彩，能把人带入片刻的纠结，就是成功。正直的批评家们总爱说：这世界上，无病呻吟的多，有力呐喊的少，那些没有真情实感的东西都是些垃圾。我倒认为这些那些都只是事情的不同方面，即使算不上严重美好，也不至于令人发指。 有力呐喊的来了。 赵导最新的作品《我的青春谁做主》，花了几个晚上一口气看完。同大多数的观众一样超级喜欢钱小样，喜欢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生活态度，喜欢她既不端庄又不稳重的爱情精神。虽然结局过度美好了些，比不得当年《东爱》的张力，但人家的主题是引发关于青春的讨论。真要是把大好青年的灵魂一个个给枪毙了，然后用福尔马林泡着，那观众们就只能屏息观摩、没法大声讨论了。 那天清晨看完《我》的最后一集，有点亢奋过度，一抬头看见你便很高兴地跟你say hello。你却慌忙跳上树枝，一溜烟地逃走了，丝毫没有要理睬我的意思。于是我不甘心呀，便假惺惺地用钱小样的方式纳闷着：到底是你错了呢，还是你错了。

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一小块地方，叫外滩源，80后的新上海人大抵是不太了解的。大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对于零星的摄影迷、建筑迷和史学迷外，这里实在没有被关注的理由。直到后来世博口号喊开了，外白渡桥整容了，洛克菲勒、半岛酒店这些名字掷地有声地绑架了我们的红头文件和大小报纸。人们这才想起了它。 1849年，英国在上海始建领馆，选址这块老城墙外的杂草泥滩。于是，沪上的近代文明在此发迹，见证了最早的一批学校、教堂、戏院、图书馆、公寓、博物馆、银行。随后渐渐延伸，才有了上海人引以为傲的外滩，租界，霞飞路，十里洋场。 现在的我们，数着外滩的门牌号，1号、3号、18号，等到精彩的都已过去，眼前只剩残垣断瓦时，也便找到了外滩源。“尔识真理，真理释尔”，墙上仍刻着旧时女青年会的会训，如今已是废品回收站的站训。哥特式的新天安堂是上海早期最重要的教堂，前年被一场大火烧穿了顶，后来连砖墙也一并拆除了。浸信会大楼，30年代邬达克最拿手的Art Deco风，如今要好好瞧上它一眼，你得站在拾荒者的队伍里小心翼翼。 这一大片辉煌的废墟，安静地等待着。用不了多久，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它们将体面地嫁给一群阔绰的洋女婿们，做着长长久久的同床异梦。而那些暗恋它的人，一次次的触摸后，不舍得看它枯萎，便只好放它迷失。 只是希望这次，不要又搞成新天地那样，时不时来个“华丽转身”吓我们一跳。 #

咖啡负责激励和调戏我们的神经，功绩显赫，过程曲折。 早先觉得生活的充实超越了自己的智慧，于是总在倦意袭来的午后靠咖啡来解救。记得老托福有一篇听力对话，女学生一个劲在那儿指摘咖啡的不是，男学生则句句反驳，就差无奈出柜说其实跟咖啡正在交往了。当时听完只觉有趣，现在想来心有戚戚。 有一阵子忙得夸张，自然猛喝咖啡，长了很多的青春痘，用控制变量法分析了一下，很容易便找出这位元凶。于是连续一周停喝，果然立竿见影，比任何护肤品都有效。当时以为这也算是一副秘方，不到事过境迁绝不拿出来讲的。 后来又开始变忙了，晚上当白天用，白天当昨天用，连走在雪地里都打瞌睡，这种情形下，又开始念着咖啡了。每天定时去星巴克报道，握在手里的拿铁就像凭秘方买来的奇药，再不情愿也得服用。况且这是世界上最香最醇含奶量最高的药，还不暗自窃喜一番。 可惜连服一周，居然丝毫不见效果。我说的是解困的效果，如果要问青春痘的事，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说得对自己刻薄点，整个过程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证明当初的控制变量法运用得当。 其实后来在多数的情况下，咖啡对提神还是挺有帮助的。毕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些专业名词拿出来稍微排列组合一下，听着就比我的控制变量法有力多了。我便不再抗拒，反正大不了没法耍帅而已，而为了生存，精神是一定要保证的。于是在摩卡拿铁们的掩护下，继续熬夜，欣然享受着“科学依据”的关怀。时而也会忐忑，担心再发生那种“青春无边”却困意缭绕的窘境。 事情却朝着不可预期的方向发展。渐渐地，困意是没了，青春痘也集体消失了。即便再怎么猛喝咖啡或者含咖啡因的其他饮料，也于事无补。“于事无补”这个词用得很尴尬，像我很希望却得不到似的。可惜事实正是如此。 于是打算再次搬出屡试不爽的控制变量法，看看能否打造出什么新的秘方（比如往摩卡里放点辣椒啥的）。不过无论能还是不能，似乎都在辅证一则集体智慧背后流传已久的命题：解救自己比拯救世界还难。 #

轻轨的露天站台上有那种半封闭的玻璃屋，每年的11月初到3月底，屋内提供些许暖气。取暖的人隔着玻璃望着街上的行人，有时他们会注意到一些有趣的场景，便经不住扑哧一笑。刚还诅咒着这丧尽天良的鬼天气，这一笑，竟一时喜欢上了。这样的情形已经过去五分之三了。 Nov. 感恩节是美国人很重视的一个日子，同学邀我去他家度假，大概算是感谢我借他抄作业。我们四个人开了九个小时的车（硬要把话说明白的话，是他们三个轮流开了九个小时的车，我睡了九个小时，不过这不是重点），才终于在凌晨2点到达明尼苏达的某个偏僻小镇。抬头便看见一头伟岸的死鹿倒挂在树丛里，免不了心生悲凉。幸好再一抬头，看见满天的繁星比地上的蚂蚁还热闹，于是不仅忘记了悲凉，还在5分钟后就兴高采烈地吃起了鹿肉。 同学家五个孩子，加上我们三个客人，还有一条狗两只猫，我们整整疯玩了5天，期间还有令人难忘的火鸡大餐。那天吃完饭主人兴致甚高，对着远处大吼了几声，不久竟传来野狼的回应，据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家里还偶尔会有棕熊来拜访。真是个稀奇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第一个到他们镇上来的华人。感恩节早上花车游行的时候，主持人在那儿大声吆喝，看看谁是最远道而来的客人，本来以为我是冠军了呢，没想到还有一澳大利亚来的，抢了我的风头。 Dec. 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走在清冷的大街上，显得漫无目的。要去什么地方的，只是时间还早，也就随便逛逛，逛得离目的地越远越好。这事要搁在上海，只是家常便饭罢了，不过在这里却只能偶尔为之。可不是吗，那些刮在脸上的风既有深度又有力度，唯独没有风度，脾气坏透了；踩在地上的步子就更精彩了，几乎很容易地就把当下的道路分成了两种情况，有脚印的那叫雪，没脚印的那叫冰。 有时在等红灯的当口，眼神会慢慢散焦，直到看见远处墙角搀着墙角，桥柱望着桥柱，互相取着暖。1890年代的这些边边角角，现在看来仍然俊朗，这就好比你我的鼻尖，一头撞在墙上最先痛的是它，而大半辈子后找不到一丝皱纹的偏偏还是它。于是在我眼里，芝加哥便这样生动了起来。 说是那天晚上要去什么地方的，对了，是去看焰火，毕竟是新年倒计时嘛，当然要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我想除了周年庆时的百盛，就属看焰火的地方人最多了。那短短的几分钟里，看着所有的人欢呼、接吻、拥抱、傻笑，便只觉世间竟是如此美好。 Jan. 我们这里的中国学生会属于女人当家。这次她们组织了一个挺不错的春节晚会，地点就在教学楼的礼堂里，老远就看见门口挂了4盏巨大的灯笼。电影里陈凯歌把和平饭店的后门变成纽约的剧院，相比这下，这4盏灯笼的功力也豪不逊色。红得那么纯粹、那么性感，瞬间就烘托出一番浓浓的年味，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室友往麻婆豆腐里放花椒的那些瞬间，每次闻到后我都会在心里说，真是好花椒啊，麻得那么纯粹、那么性感。 去明尼苏达的时候，我随身带了一个中国结，本想挂在车里的什么地方保佑一路平安的，后来一直没用上，临走时留给同学家的猫玩了。我不是很确定这算不算在传播中国文化，要算的话，我下次再带点花椒去，让他家的猫也性感一把。 后来央视的春晚还是在半夜里挣扎着爬起来看的，没啥很大的指望，也就是图着在这岁末年初的当口跟国内人民手牵手心连心罢了。比较不能理解的是，主持人怎么还那么几个。相声演员是最喜欢拿主持人开涮的，可每年连他们抖出来的包袱都一样，就不能不捏一把汗了。 #